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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桷树金融工作室成果展No.6】金融扶贫、行为心理与区域性贫困陷阱——精准识别视角下的扶贫机制设置
编选:黄桷树金融工作室 编辑:Zlc
黄桷树金融工作室导读:
随着30多年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但过去的扶贫模式大多依赖财政投入来改变贫困地区的环境,金融方式在扶贫工作中的运用并不到位,更没有注重贫困人群行为心理的改变,尤其是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和心理诉求等很容易被忽视。伴随着金融扶贫的不断深入,如何精准扶贫已成为政策实施的重点和难点问题。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黄桷树金融工作室首席专家黄英君教授长期关注农业保险与与相关社会保险保障领域的研究,并在相关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为理清近期该领域研究思路,黄英君教授在前期研究基础上,广泛查阅相关资料、文献,结合相关经济理论,联系扶贫工作的具体实际,进行了谨慎详细的考查研究。因此,黄英君教授接受民族学类权威期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约稿,偕同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2015级博士生胡国生同学合撰《金融扶贫、行为心理与区域性贫困陷阱——精准识别视角下的扶贫机制设置》一文,发表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并为该期首篇特稿。该文作为我们黄桷树金融工作室农村金融与扶贫领域研究的前期研究成果,并为今后开展相关研究奠定理论基础。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创刊于1979年,是西南民族大学主办的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其除继续保留比较固定的传统栏目,还密切跟踪学科前沿、最新学科动态和该学科当前的研究焦点、热点,推出一系列专题特色栏目。其相继入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SSCI来源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其排名亦稳步前升,在CSSCI来源期刊2010-2011年版中在民族学类排名中位列第二,2012年,荣获“第二届全国民族地区学报名刊”、北大2008版核心期刊、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排名第四位。
今天,我们黄桷树金融工作室特意选出《金融扶贫、行为心理与区域性贫困陷阱——精准识别视角下的扶贫机制设置》这篇文章。本文借用心理账户理论分析了贫困人群的金融心理特质,结合区域性“贫困陷阱”假说阐述了金融扶贫的正负效应,研究认为:金融精准扶贫需要建立横向和纵向的金融联动机制,才能实现贫困人群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同时,本文进一步依托行为经济学理论,从金融信贷、金融储蓄和移动金融等三个方面对我国金融精准扶贫行为进行了机制设置,并提出了相关的配套政策建议。
敬请诸位关注、讨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尤其是自农村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我国依托于近40年经济的快速增长,成功实现减贫6.6亿人,全国贫困人口已从1978年的30%降至2015年的5.7%,扶贫工作成效显著。①另据2015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按我国现行标准,目前仍有贫困人口7000万左右。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空前重视扶贫工作,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亲历亲为、高位推进,对扶贫工作做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经过30多年的扶贫实践,扶贫工作虽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其模式不再适合金融驱动下的现代经济发展要求。在我国现有的贫困地区,财政投入不断增加,政府扶贫补贴的撬动效应带动贫困人群“脱贫致富”,但贫困人群用完扶贫补贴后依然回复到原来的贫困状况却并不少见。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现象的发生?传统的扶贫发展研究和实践过度重视经济因素和物质因素,而忽视贫困人群的行为心理特质。因此,研究贫困人群的行为心理,对于扶贫至关重要。
人们总是拷问这个问题——穷人为什么会变穷?一般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落后很有可能会导致贫困,但行为经济学家则认为无能可以导致贫穷,贫穷也可以导致无能。然而,拥有财富可以激励人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使其变得很有耐心,但贫穷会腐蚀人的耐心[1](P.61-66)。行为经济理论认为穷人拥有财富的稀缺性以及知识的匮乏,会导致他们形成稀缺心态而失去耐心,这也是他们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资源的稀缺性是传统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假说,传统经济学的很多问题大都围绕资源稀缺性进行研究;但行为经济学则普遍认为,稀缺是对人类大脑产生影响而捕获人们注意力的一种行为因素,稀缺是一种行为心态,它会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影响人们的行为决策。班纳吉和迪弗洛(2013)的研究表明,穷人的认知能力和执行控制能力更弱[2](P.4-6)。因此,重新回溯与思考扶贫的初衷,亦即扶贫的目的是什么,是很有必要的。扶贫是通过一些措施来改变这些环境,从而改变贫困人群“人穷志短”的心态,改变其认知能力,避免陷入“稀缺”陷阱,否则穷人会一直贫穷下去。
我国之前的模式大多以财政投入来改变环境,对金融方式的运用很不到位,更没有注重贫困人群心态的改变,特别是少数民族特有的文化和心理诉求在研究中存在被忽视的情况。现有的贫困地区具有明显的区域性、连片性特点,经济最不发达的西部地区贫困发生率最高,其中2015年民族八省区农村贫困人口为1813万人,占全国比重的32.5%,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中西部自然条件差的地区、山区和民族农村地区。②按照“区域发展带动扶贫开发、扶贫开发促进区域发展”的思路,国务院批准实施了武陵山等11个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全面启动了区域性扶贫攻坚和精准扶贫计划,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区域性贫困陷阱”。
本文尝试从人的行为心理去研究贫困人群的金融思维方式和行为决策,为金融扶贫政策的制定提供更科学的依据,基于精准识别视角进行扶贫机制设置,进而推进金融精准扶贫的实现。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问题的提出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扶贫减贫的成效,也影响着全球的扶贫工作成效。经过全社会各阶层多年的共同努力,我国扶贫减贫成效显著,这些成绩都离不开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在过去多年扶贫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一方面,大多以制度探讨和财政投入为主,财政扶贫效果亦并不理想;另一方面,金融扶贫往往忽视贫困的金融特质,忽视其给贫困人群带来的行为心理效应,致使金融扶贫很难做到精准识别。
(一)扶贫绩效与金融精准扶贫
如前文所述,我国之前的扶贫模式大多以政府扶贫资金投入,以财政拨款的方式来改变贫困地区的教育、交通和医疗等环境,提高贫困地区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经济发展环境。单纯的财政拨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贫困程度,增加了农民收入,刺激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3][4]。但是,李小云等(2007)项目追踪发现,由于扶贫资源在目标群体瞄准上的偏离,效率相对低下,扶贫项目对贫困人群的覆盖率只有16%,而对中等户与富裕户的覆盖率分别为51%和33%[5]。贫困地区主要集中在中西部自然条件差的山区和民族农村地区,自身条件的差异会导致贫困地区扶贫政策产生负面影响。政府间转移支付的确对扶贫县的财政收入产生了负向作用,地方政府并没有因为转移支付的增加而积极组织自有财政收入,民族扶贫县可能为保住“贫困县”帽子而放弃发展[6][7]。显然,这并非我们所希望看到的扶贫效果。
承前,我们过去依托经济增长的粗放式财政扶贫虽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仍未达到预期效果。由于贫困人群在生活质量、受教育程度、卫生健康等福利方面均处于相对劣势,我国要在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扶贫任务依然艰巨。2013年底,党和政府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战略导向,希望通过精准扶贫达到政府的预期效果。精准扶贫基于对以往扶贫工作的反思,提出精准识别、帮扶、管理和考核的内涵,是新时期中国扶贫工作的重要机制[8]。目前关于精准扶贫的文献研究还不是很多,但传统的粗放式财政拨款扶贫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精准扶贫要改变过去的一味“输血”功能,诱导各种市场手段实现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为贫困地区造血,金融扶贫是重中之重,促进财政与金融相互联动[9]。由于扶贫信息共享不完善、政策支持力度欠缺等诸多原因,金融扶贫作用未能有效发挥,需要重新定位才能实现金融精准扶贫[10]。金融精准扶贫的本质是对贫困人群金融需求的精准识别,要实现这一要求必须了解贫困地区的金融特质。
(二)贫困的金融特质与行为心理问题探讨
如何做到金融精准扶贫,我们首先要明确贫困地区的金融特质,才能更好地发挥金融杠杆功能,造血于贫困地区。然而,我国贫困地区在金融供给和金融需求方面的普惠金融上,表现明显的落后,金融扶贫政策要权衡各个方面。
第一,从金融供给角度看,贫困人群金融储蓄难,收益率低。纵观世界各国,由于经济发展、金融市场和保障制度的差异性,储蓄也各有差异,东亚和中东国家的储蓄率高,美国和非洲国家的储蓄率低[11]。2015年中国储蓄率是50%左右,但中国的贫困人口超过7000万,其储蓄率相对偏低,储蓄金额相对较小。由于贫困人群的储蓄相当低或者没有,当遇到紧急或突发事件时,他们将一筹莫展,持续陷入“贫困陷阱”。
即使贫困人群有钱可储存,也面临无处可存的尴尬境地。贫困地区金融机构网点和覆盖面明显不足,甚至呈下降趋势。徐荟竹等(2012)通过对375个贫困县调研发现,县域内金融机构网点平均数从2002年44.6个下降到2010年39个,降幅为14.3%[12]。不仅提供储蓄的金融机构有限,可供贫困人群选择的金融理财产品更有限,譬如,绝大部分国债都在城市销售。同时,贫困人群缺乏必要的金融知识,甘犁(2013)调查显示,如果用金融知识指数来衡量,我国农村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异常缺乏,指数仅为30,低于城市家庭的51,而很多发达国家接近80[13]。农村的贫困地区人们的金融知识更远低于农村平均水平,调查发现很多贫困人群没有定期储蓄的概念,更不用提国债和理财产品。正因为贫困家庭没有很便捷的储蓄方式和储蓄产品,加之现金流吃紧,为防止货币从手中溜走,他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去购买自己一直想买的商品。在我国很多贫困的民族地区,往往把实物当储存钱财的方式,注重实物消费,几乎没有金融存款。
第二,从金融需求角度看,贫困人群金融信贷难,成本高,金融信贷意识薄弱。黄英君等(2015)通过对重庆市辖区的贫困县——开县等地的实地调研发现,重庆市贫困农村地区资金外流很明显,这种农村资金的“倒吸虹”现象不利于贫困农村地区金融和经济发展[14]。大量储蓄资金从农村流向城市和工业,农民信贷难度不减反增。虽然贫困人群拥有较强的信用意识,信用强,通俗地说就是“穷要面子”,但却难获得正常的金融信贷等金融支持。来自印度、菲律宾和巴基斯坦的研究数据显示,贫困农村放债人的一般违约率仅为2%,但是平均利率却高达78%[15][16](P.78-99)。我国其他类似的一些实证调查也显示,农民的信用意识很强烈,但金融参与意识却不够强烈。譬如,熊学萍等(2007)对湖北天门农民的调研结果显示,农民的基本金融行为与信贷需求之间尚没有建立应有的联系,农民信用意识十分强烈,但信用表现却不容乐观,金融参与意识较弱,对现行的融资制度缺乏认知和利用的兴趣[17]。
贫困人群和金融机构之间的信用与风险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是贫困地区信贷难的根本原因所在。金融机构需要树立普惠金融的理念,突破原有的思维定式,意识到扶助贫困弱势群体能使金融机构赢得良好的社会形象,承担一定的扶贫责任[18]。如果不存在信任问题,把资金贷给贫困人群,他们能够有效利用扶贫信贷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并需要进行更为有力的证据验证。在缺乏金融杠杆意识前提下,即便信贷供给充足、贫困识别严格,有劳动能力但处于最低收入水平的贫困农户仍难以有效利用扶贫型小额信贷[19]。即使贫困人群有获取贷款的渠道,也没有有效的风险应对措施,这在心理上抑制了贫困人群的金融参与行为。
总之,贫困地区普惠金融发展落后,存在严重的“金融抑制”困境,这种金融抑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也会反过来进一步削弱贫困人群的金融参与度和心理预期。金融心理预期的落差会导致穷人形成特有的金融心理账户。③在金融抑制的情况下,各国贫困人群都有自己独特的金融心理账户,比如孟加拉的“储蓄俱乐部”,印度南部的“自助小组”,而非洲最流行的是“轮转基金”,通过这些方式来完成内部成员的储蓄和借贷[20](P.91-92)。
(三)研究问题的提出
过去的金融扶贫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探索中,无论是政府的财政资金和金融保险补贴,还是金融机构的政策性优惠贷款,都会给贫困人群心理上形成“赠与”或者“补偿”的心理账户,容易造成他们的依赖心理。那么,贫困人群又有着怎样的金融心理行为?这种金融心理行为会引发什么样的金融效应?……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行理论深思和实证检验。基于此,我们有必要依托行为经济学原理,对我国金融精准扶贫行为进行机制设置。具体到本文研究而言,我们将用行为经济学的心理账户和区域性“贫困陷阱”理论,来阐释贫困人群的信贷、储蓄及其它金融活动,在此基础上设置金融扶贫的行为机制,并提出相应的可行性建议。
二、基于行为经济学的理论阐释
承前所述,“金融抑制”是贫困地区的普遍特质,也进一步导致了贫困人群心理上的落差,他们通过心理账户编码记录这种落差,形成自己的行为心理,以便应对类似的行为决策。随着金融环境和金融类型的变动,贫困人群根据自己的主观效应,会形成各自的金融心理账户。但与此同时,由于贫困人群金融知识的局限性,这些金融心理账户往往具有短视效应,不利于经济活动的开展。研究贫困人群的金融心理账户,能更精确地识别其金融需求,通过默认设置等金融方式的衍生和变革,调动他们参与金融活动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满足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一)心理账户与扶贫效应
Thahler(1985)总结并发展了心理账户理论,认为个人会将两个不同的前景视为一种联合现象(x,y),并根据心理账户的方法将这两种联合结局以合并V(x+y)或者分开V(x)+V(y)的方式来编辑,V表示效应的函数。一般来说,个人会以价值最大化的原则来决定要合并编辑还是分开编辑。更进一步地,Thaler(1985)认为个人可能面临四种组合:在多重利得的情况下,有V(x)+V(y)>V(x+y),分开编辑要比合并编辑强。在多重损失、混合利得和混合损失这三种情况下,有V(x)+V(y)<V(x+y),合并编辑要比分开编辑强,这是因为人一般存在损失厌恶,只要其中的某一项产生损失,就会导致其整体偏好的改变。当然,一个前景损失比较大和另一个收益较小的混合损失下,如V(x)+V(y)>V(x+y),分开编辑可能会比较好一些[21](P.71-73)。
贫困家庭的收入有限,而潜在的消费又比较大,在每一类型的消费都建立了自己的心理账户,比如农业物资、食物支出、子女教育、住房和医疗等不同心理账户。因此,国家财政支出的扶贫资金,可以依据贫困家庭的心理账户诉求采用分类多次划拨,这样的扶贫效应相对比较强。如果扶贫资金以补贴的方式一次发放,贫困家庭就会把它同有限的收入放在一起,在不同心理账户之间权衡,优先分配他们认为最有效的账户,会导致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失去本身的意图。心理账户的主观编辑性质可以很好解释贫困人群的小额储蓄和小额信贷的心理,对于金融机构设置小额储蓄和金融产品很有帮助,也有助于我们设置金融扶贫机制。那么,这种金融心理账户是如何影响贫困人群的金融活动的呢?
(二)金融心理账户与金融扶贫机制
金融扶贫主要是通过金融储蓄和金融信贷实现,以摆脱贫困地区金融储蓄难、收益率低、金融信贷难和成本高的现象。金融机构可以依据贫困人群的心理账户,设置符合他们心理的金融储蓄方面产品和金融信贷产品。心理账户在引导穷人储蓄的应用比较多,国外大量理论和实践研究显示,人们习惯把手头的现金和银行账户存款分成不同的心理账户。
当穷人在存钱时,他们认为分次储蓄比一次性储蓄要好,即有V(x)+V(y)>V(x+y),这是因为每次储蓄都是一种利得,不仅享受存款带来本金和利息的愉悦,还能带来多次有钱的美好感觉。特别是移动金融时代,以余额宝之类的货币基金是很受普通老百姓喜欢的金融产品。行为实验结果显示,人们大都具有短视现象,注重眼前利益。余额宝每天的到帐收益可以在心理上促进贫困人群储蓄的主观能动性,在心理账户上可以保持他们天天储蓄的快乐,但这方面实证研究和证据有待验证。最主要的是穷人本身收入有限,也只有分次储蓄,积累到一定量后再储蓄难度大,因为穷人的控制能力有限。所以穷人自身的这种心理账户对于储蓄有一种累积效应,只要他们开始第一次储蓄,下一次的储蓄心理动机会越来越强。
那么,怎么在贫困人群的心理账户上开启储蓄行为呢?行为经济学家通过实验发现,通过设定默认值可以影响参与者,改变储蓄规则,设定默认值可以确保储蓄消极的人达到储蓄目标[22]。默认设置其实就是利用人们在两种不同情况下心理账户主观感受的差异性,引导贫困人群积极储蓄。借助于一系列克服储蓄问题的金融创新干预,Duflo et al.(2004)等证明了金融管理的心理学作用,这对肯尼亚农村的穷人努力储蓄很有帮助[23](P.167-184)。来自美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关于默认行为的证据也表明,通过默认规则的设定,将基本的银行业务引入农村地区就可以对穷人的储蓄行为产生影响[20]。默认行为对我国金融扶贫具有启示意义,政府可以通过改革现有的农村银行机构(比如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默认分次储蓄的方式激发贫困人群储蓄的积极性。譬如,设定账户自动将他们的收入账户金额的5%转化为定期储蓄等。
当家中有现金时,默认设置能调动储蓄的积极性,而后,支取现金反而演变成为一个消极的行为。因为贫困人群会习惯把存钱和取钱分为不同的心理账户,因而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偏差,通过与金钱保持一定的微小距离,穷人支出钱财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诱惑,心理决策可能超越金融经济决策,他们也会表现出更好的控制自我。
同样地,当穷人参与金融信贷和保险服务时,他们心理上认为单独分开的比捆绑在一起的要差,积极性也低,即有V(x)+V(y)<V(x+y),金融机构金融产品的捆绑销售正是利用了客户的这种心理账户效应。因为信贷要支付利息或者付费,对人们来说是一种损失,分开来的信贷产品,越显得风险大,穷人参与的积极性就越来越低。所以,在贫困地区的补贴发放尽量地与扶贫性质的金融产品捆绑在一起,比如政府保险补贴与农村小额贷款、天气保险捆绑在一起,这种模式在心理账户上则是一种混合利得,即有V(x)+V(y)<V(x+y)。这种模式更能激励贫困人群参与农业保险和农村小额贷款,但需要金融机构之间横向的互联互动,以及政府的政策诱导。有条件约束的金融服务在心理账户上要比没有约束的效应大,在下文的行为机制设置的研究中我们再进行详细阐述。
无论是金融储蓄还是其它金融行为,只有从心理账户上把握贫困人群的心理诉求,金融扶贫才能做到精准,才能发挥金融的杠杆效应,避免陷入贫困陷阱这一恶性循环,才能达到金融精准扶贫的目的。
三、金融精准扶贫与区域性贫困陷阱
金融资源的稀缺状态会腐蚀贫困人群对金融的耐心和关注力,在心理账户上陷入金融贫困。因此,从心理账户上把握贫困人群的金融心理诉求,可以充分发挥金融扶贫的正向效应,但金融扶贫需要建立横向和纵向的金融联动机制,实现金融精准扶贫。金融精准扶贫的目的,是通过精确地识别陷入贫困陷阱的人们,给予他们恰当的金融援助,发挥金融杠杆的正面效应以及避免负面效应的冲击,帮助他们利用金融杠杆及早脱离“贫困陷阱”。
(一)精准识别与金融扶贫
精准识别视角下的扶贫工作是国务院扶贫办2014年的1号工程,也是近几年尤为重要的系统工程。按时高效地完成精准识别这项工作,也是为下一步精准扶贫奠定坚实基础。精准扶贫首先应切实做到精准识别,确保“真识贫、识真贫”,真正把最贫困的村和最贫困的家庭识别出来。同样地,金融扶贫亦需精准识别。精准识别视角下,金融扶贫应更重视“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即在准确识别贫困对象的基础上,按照不同地区情况、不同贫困属性、不同致贫原因、不同贫困需求等进行分类指导,准确、高效地分配金融扶贫资源、确保到村到户到人,并因地制宜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扶贫措施,有效利用金融资源配置功能,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对象实现自我发展。同时,应实行金融精准扶贫的各个环节以及成效,使绩效评估结果能够为金融精准扶贫的实施战略提供实践指导。
精准识别视角下的金融扶贫,需要发挥金融杠杆的正效应,须建立一个具有整体功能的金融缓冲机制,纵向能联接政府和贫困家庭,横向能整合各金融机构资源。金融精准扶贫要注重纵向的联接功能,对下要做到金融扶贫对象的精确识别,对上要配合政府做好金融扶贫的分类管理与考核,这种上下一体的金融扶贫联动机制,可以有效促进贫困家庭对金融扶贫的认知,可以使其主观能动地形成自己的金融心理账户;同时,横向的金融机构联动帮扶也是非常重要的,通过横向金融资源的整合,更好地弥补贫困地区普惠金融供给不足的窘境。下面我们对金融精准扶贫的本质、重点以及核心等三个层面分别进行阐释:
第一,金融精准扶贫的本质是金融扶贫的精确识别。金融精确识别是根据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金融资源现状制定贫困家庭的识别标准,按照这一标准实行差异性金融扶持,同时要考虑贫困的区域性特点。通过贫困人群的金融精确识别,政府的担保可以有效解决他们信用不足的问题。实际上,贫困家庭信任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差,却承受惊人的高利率,这种高利率不会让穷人脱离“贫困陷阱”。通过国家财政贴息,推行正规金融机构在贫困地区的无抵押小额贷款,能促进贫困人群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建设。
第二,金融精准扶贫的重点是金融动态管理和考核。金融动态管理和考核,可以弥补贫困家庭金融知识的不足,引导他们的金融行为,有效控制金融风险。金融动态管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引导金融机构和贫困家庭,发挥金融杠杆的效应。金融扶贫的动态考核可以掌握项目的运行效率和提高精准度,为政府更深层的扶贫提供依据和决策。
第三,金融精准扶贫的核心是横向金融机构的金融联动,这种金融联动要有针对性地推动贫困地区金融资源整合,充分发挥金融的正面效应,避免负面效应发生。那么金融效应是怎么作用于陷入贫困陷阱的人们呢?
(二)区域性贫困陷阱与金融效应
对于几乎无钱可储蓄的贫困人群,一旦收入或者财富增长受限,在没有外界的帮助下,人们将陷入“贫困陷阱”,而且呈现区域性贫困陷阱特质。如果不能借助金融的方式,那么他们就掉进“金融贫困陷阱”。将来的收入高于今天的收入,贫困家庭会自动走出困境;将来的收入低于今天的收入,贫困人群会越来越穷。在没有金融储蓄,也不能借助于金融信贷的情况下,如果贫困人群没有足够的自我控制力,将始终摆脱不了贫穷和陷入区域性贫困陷阱的命运。我们用行为经济学的“S形曲线”描述金融缺失状况下贫困人群的贫困陷阱,如图1所示。
图1“S形曲线和区域性贫困陷阱”中的纵轴表示明天的收入,横轴表示今天的收入,S形曲线一开始很平坦,然后突然升起,再又逐渐变平,对角线表示今天的收入等于明天的收入。虚线的左侧为区域性贫困陷阱,因为将来的收入小于今天的收入,贫困人群的金融储蓄不够(储蓄可以帮助穷人回到平衡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S曲线从A1到A2和A3,如此循环,最后到C点,穷人陷入贫困陷阱而不能自拔。反之,将来的收入大于今天的收入,S曲线会从A1回到平衡点D点,在没有金融借贷的情况下,这个时候的贫困人群收入增加但并不迅速,顺着B1、B2和B3方向的发展,直到停止增长,他们会变得越来越好,但这个过程很长。贫困人群变穷要么是自然条件的限制,要么是遭遇突发事件(譬如,重疾或意外伤害等),或者是失能甚至无能。正如图1所示,在没有金融储蓄和金融借贷的情况下,贫困人群依靠自身力量走出贫困陷阱,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有金融帮助下的扶贫效应是怎样呢?通常来说,贫困家庭的储蓄是非常有限的,他们多以非正规金融方式借款度过,希望帮助他们走出贫困陷阱,这种金融方式有正向效应也有负向效应。合理的金融借贷能降低将来收入和今天收入的差值,帮助贫困家庭提前突破平衡点D,脱离贫困陷阱区,如图2“金融的扶贫效应”中的S1形虚线。低息甚至无息的金融信贷支持,可以让贫困人群经济收入增长比靠自身的方式快很多。
贫困人群获得金融信贷资金支持后,如果不能有效控制风险,金融的负面效应会加剧他们的贫困状况,如图2中S2形虚线。贫困人群主要分布在偏远农村、山区和民族地区,农业种植业、养殖业以及旅游业是这些地方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但由于技术的缺乏和产品市场的有限性,“丰产不丰收”的现象屡屡发生,根本无法保证贫困农户真正获得收益,加上他们对金融的认知不足,高昂的借贷成本有时候甚至会加大风险,加剧贫困程度。
金融扶贫要做到精准和有效,必须依据贫困人群的金融心理行为需求,创造满足他们心理账户的金融产品组合。相应地,这种金融产品组合应该是多重利得,或者是混合利得的形式,即有:V(x)+V(y)<V(x+y)。基于金融方式的扶贫要想发挥图2“金融的扶贫效应”中的金融正向效应,还需要依靠其它的金融配套措施,整合金融储蓄及其他各种金融服务,分散贫困人群生产与提供服务的风险,形成立体的金融精准扶贫机制,这种机制我们称之为有条件的金融约束机制。
四、金融精准扶贫的机制设置
金融扶贫有别于教育、医疗和养老扶贫,金融扶贫如果应用不当,会放大金融杠杆风险。金融精准扶贫不仅可以为陷入贫困陷阱的贫困人群提供金融援助,还需要平衡和分散风险。基于贫困人群储蓄少或无储蓄的现实状况,我们认为,低息甚至无息、无抵押小额信贷是应优先实行的金融扶贫方式,并进一步推动移动金融等具有普惠金融理念特质的创新型金融方式和手段,让贫困人群享受更好的金融服务。基于此,笔者将分别从金融信贷、金融储蓄和移动金融等方面对金融精准扶贫机制设置进行阐述。
(一)政府诱导激励与金融信贷
格莱珉银行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尤努斯称穷人为“天生的企业家”,很多贫困人群因为生活在社会底层,几乎一无所有,他们冒险的精神和动力大[2](P.172)。因此,给予贫困人群金融信贷帮助,他们能够获得更高的边际收益。当然仅仅靠商业银行信贷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其它金融方式、金融工具来平衡和分散风险。
第一,政府贴息与小额信贷。如前所述,贫困家庭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贫困家庭有较高的信任度却没有较好的证明方式。公共金融扶贫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帮助挖掘穷人的创业潜力,因为他们从未得到过一次机会,他们的想法和观念可能会更加新颖。政府可以通过为贫困家庭提供信用担保和贴息,让他们获得金融机构的小额信贷,但金融机构的小额信贷不能类似普通的商业性贷款,应该把政府计划功能和风险投资的专业管理引进来。由于贫困家庭教育程度低和金融知识弱,银行不单单只把钱贷给他们,还要提供相应的专业技术和管理服务,让贫困家庭放心生产和提供服务。当贫困家庭把银行信贷、技术支持和专业管理都以付费的心理账户对待,这个时候是一种混合损失,他们会形成心理主观效应:V(信贷)+V(技术支持)+V(专业管理)<V(信贷+技术支持+专业管理)。而这种心理主观效应的形成,更需要金融机构之间的横向资源整合。
第二,保险补贴与商业保险。农业种植业和养殖业是贫困农村地区脱贫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自然灾害却带来不确定的风险,保险就是一种比较好的风险分散方式。然而穷人几乎不买保险或者少买保险。在印度,非政府组织为农民提供并赠送保险服务,签约率还不到20%[2](P.161)。云南文山苗族自治州,三七是最主要经济作物,笔者前期所做的关于文山农户三七种植的田野调查结果显示,天气保险的购买不足3%,少数民族农户几乎不参与。穷人为什么不购买天气保险?很大的可能是穷人虽然对农业保险有一定了解,但具体到天气保险则是一无所知。然而即使将天气保险解释得很清楚,穷人购买保险的意愿也无多大变化,因为保险是先付款,心理账户上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损失,种植农户不信任保险。
对于这种市场提供的小额天气保险,大多数贫困地区农户并不是很喜欢,但他们却要承担难以接受的风险。因此,政府这个时候则需要扮演重要角色,通过保险补贴为保险市场可以销售的保险产品(譬如,有严格限制的灾难险、基于指数的天气保险等相关险种)提供部分免费保险,培育贫困人群的农业保险参与行为。
第三,合约农业与权益资本。通过远期合约锁定市场已成为发达国家农业生产回避风险的常用方式之一,也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大方向。一般贫困地区自然条件差,交通运输不方便,对于农业产品的输出极为不利,一旦市场受限,产品滞销将带来巨大风险。因此,政府通过免税和补贴的方式,引导社会权益资本参与贫困地区的生态农业、旅游开发等项目,以合约农业的方式做好扶贫对接,确保贫困地区的产品和服务有稳定的市场。
纯粹地依靠金融信贷进行金融扶贫,如果控制不好,极易滋生金融高杠杆风险,对贫困地区的生产与服务产生负面影响。因此,金融精准扶贫的目的就是,通过金融创新开发相宜的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满足贫困人群的普遍金融需求,从根本上改善他们的生活。政府介入,通过贴息和财政投入等手段,组织和协调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参与扶贫,不仅要给予贫困家庭金融杠杆,而且还提供相应平衡和分散杠杆风险的方式,我们称为有条件约束的金融扶贫信贷模式(如图3所示)。
有条件约束的金融扶贫信贷模式是指金融机构和贫困家庭只有主观上积极参与才能享受到政府补贴和财政扶持。在“有条件约束的金融扶贫信贷模式”图中,政府以财政投入的名义成立扶贫基金,避免贫困家庭陷入图1的贫困陷阱,同时,通过政府贴息和担保的方式诱导和激励金融机构贫困家庭提供小额信贷服务。为了充分调动贫困家庭生产的积极性,扶贫金融机构不仅为他们提供廉价信贷资金,还为他们的生产和服务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与管理服务,甚至是销售市场。当贫困家庭有资金投入农业生产和提供社会服务后,剩下的就是平衡和分散风险。政府保险补贴可以促进保险公司给贫困家庭生产与服务提供更多的商业保险,还可以通过补贴引导社会权益资本参与贫困地区的经济生产与服务,并建立起合约农业模式,真正做到生产与市场的接轨,规避更多的市场风险。正如前面心理账户理论告诉我们,政府无论是拨给金融机构的间接补贴,还是给贫困人群的直接补贴,都必须捆绑在特定的金融服务形态上,否则效果将大打折扣。总之,在有条件约束的金融扶贫信贷模式中,政府功能性体现则应以政府诱导为主,覆盖整个金融链条,充分发挥政府计划和市场参与的整体金融扶贫功能,协调和整合各种金融资源,调动贫困家庭脱贫致富的主观能动性。
(二)默认设置优化与金融储蓄
贫困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即使收入增长了,如果不适当控制消费和适当储蓄,仍旧摆脱不了持久的贫困。在欧美发达国家,穷人比比皆是,他们收入相对高,但他们总是控制不了自己的消费欲望,等到下次失业的时候又回到原来状态。所以,即使图2中的人群将来的收入增长了,也应适当储蓄,以备未来的养老、医疗、失业、子女教育等,但贫困人群总是很难储蓄。回到与前文相类似的问题——穷人为什么存不了钱?行为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决策上的行为分裂,穷人无法抗拒众多的无法拥有的消费支出。由于所处背景的差异性,穷人有别于富人,同样的消费导致的心理需求不一样,要想抵制当前的消费诱惑而储蓄,这对他们来说是个难题。即使贫困人群有储蓄意识,但他们经常违背自己良好的意愿,选择消费甚至借用,而不是储蓄。
在金融扶贫项目中,通过有条件约束的金融信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平衡和分散风险,但那仅仅是一种外在的方式。贫困家庭仍需要依靠储蓄等自我内在的方式,来应对将来可能会发生的潜在的风险,只有内在的方式才能真正永远走出“贫困陷阱”。如果能让贫困人群成功地通过金融存储财富,将会更加有助于他们走出“贫困陷阱”。
那么,怎样让穷人储蓄甚至更多地进行储蓄呢?如前所述的心理账户理论告诉我们,默认设置可以改变贫困人群储蓄的主观感受,有条件的金融储蓄可以让他们更愿意储蓄。譬如,政府可以有计划地向在册的贫困地区人群定额销售国债等低风险金融产品,这种收益稳定且安全的金融产品更容易吸引他们进行储蓄性质的投资。默认设置能更好地调动贫困人群的储蓄驱动效应,因为这与持有现金相反,一个基础的储蓄账户具有非流动性的心理因素。
(三)普惠金融理念与移动金融
无论是金融信贷还是金融储蓄,要想发挥贫困地区人们的金融主观能动性,它们必须显得方便而且成本低,只有金融普及到贫困地区,推动普惠金融建设,金融才能更好地扶贫。
在信息化和互联网化时代,普惠金融的核心是大数据驱动新金融生态,金融形态的变化正以新的方式影响普惠金融的形态。心理学家认为,穷人对新技术的采用比较感兴趣,只是在达到预定储蓄额度或者在采用新技术的行动会出现拖延[20](P.94),这需要政府诱导和加强推广。移动智能终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和推广,给金融扶贫的切实推进提供了极大便利,作为一种新的金融技术和金融模式,移动金融对于扶贫开发很有价值。
移动金融正以全新的面貌影响着中国家庭,参与者从众性态势显著。金融扶贫的推进可以政府诱导的方式,发挥移动金融的从众效应,鼓励第三方支付运营商进行扶贫推广,并加强安全运营监督。支付宝和余额宝完全可以解决贫困地区存款难和收益低的现象,但需要进行移动支付的设备投入。同时,推广手机银行可有效提高农村金融服务覆盖率,降低农村金融服务成本,拓宽农村金融服务渠道,是实现农村金融包容的重要途径[24]。打造“扶贫”移动金融平台,努力让贫困地区的农业、农村和农民获得更高效、更实惠的金融服务和金融手段。做好贫困地区移动金融平台的试点和推广,通过先进分子的示范带动作用,发挥移动金融在贫困人群中的从众效应,让更多的人学会使用移动金融。
五、结论与政策分析
一直以来,与贫困问题作斗争是我国的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系统工程。通过教育、医疗和普惠金融的推广,贫困人群的生活环境和经济发展环境得到了改善,但社会安全保障体系建立的同时,却让部分贫困人群产生惰性,使得扶贫项目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本文从考察贫困人群的行为心理出发,借用金融心理账户分析金融扶贫机制,强调金融扶贫须注重精准识别;利用金融心理账户,我们建立了区域性贫困陷阱模型图,分析了金融效应对扶贫的影响,提出金融精准扶贫的机制设置很重要且很必要。
金融精准扶贫需要建立横向和纵向的金融联动机制,才能实现贫困人群和家庭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鉴于贫困人群储蓄难和几乎无储蓄的现实状况,金融扶贫机制设置首先需要解决信任问题,通过政府贴息和担保可以让贫困人群获得低息小额信贷,满足他们的生活和生产需要,避免陷入金融贫困。同样地,我们需要保险为金融信贷和农业生产分散自然风险,需要合约农业和权益资本来平衡农业生产和服务的市场风险,需要建立诱导机制促进贫困人群进行金融储蓄,以应对将来的突发事件。无论是小额信贷、保险、权益资本和金融储蓄机制,都必须立足于贫困人群的金融心理行为进行设置,才能达到金融扶贫的预期效果,我们称为有条件的金融信贷和金融储蓄约束机制。这种约束机制能让贫困人群主动编辑他们的心理账户,心理账户形成的乐观情绪能从根本上促进他们努力脱贫致富。基于此,我们进一步认为,普惠金融是金融扶贫的关键,而移动金融作为一种新的金融技术和金融模式,对于金融扶贫实践推进具有很强的意义和价值。
金融扶贫仅仅是扶贫的一种方式,我们希望通过金融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建立起一种缓冲机制,来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以及平衡贫困人群的收入和支出,避免他们再次落入贫困陷阱,但是金融扶贫政策效果仍需要其它相关配套措施跟进。
第一,加强金融教育对金融行为的培养。金融教育有助于人们采取最优的行为决策,加强贫困人群的金融意识,优化金融行为和重视金融安全,特别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金融安全。同时,加强基础金融机构对储户和信贷户的金融行为培养,面对面的金融行为培养效果优于空白的金融知识。贫困地区的金融机构乡镇营业网点应配备金融知识和金融行为的培养人员,在人们完成储蓄和完成信贷后,进行短暂地金融知识宣讲,因为这个时候的居民的耐心最好,心理意识行为最强。这种方式对加强储蓄意识和降低违约行为很有帮助。
第二,加强财政补贴和扶贫政策的区域性联合。贫困地区的分布具有区域性,连片贫困区甚至跨越几个省市区,比如武陵山贫困片区,涉及湖南、湖北、贵州和重庆市,而且是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地之一,这需要在财政补贴政策和扶贫政策上保持统一性,并注重各个区域之间政策的衔接和协调性。
第三,加强和完善贫困地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提高贫困地区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提升贫困地区基本金融服务水平,加强贫困地区支付和移动支付基础设施建设。贫困地区通信设施的完善,有助于移动金融方式的推广,能进一步促进贫困地区金融和经济的发展,摆脱贫困陷阱。
第四,金融精准扶贫需要大数据配合管理。互联网时代大数据管理显得尤为重要,需要国务院扶贫办对7000万左右的贫困人口进行统一的大数据登记,尤其是金融账户的统一跟踪。金融账户的大数据统一跟踪,可以有效跟踪扶贫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更好地实现点对点精准扶贫,更有利于分析贫困人群的金融活动的行为动态,及时调整扶贫金融政策。
贫困人群的金融心理账户表明,只有充分发挥他们自己的金融意识,才能通过金融和金融杠杆为自己和家庭提供保障,但这需要更强的控制力,难点在于政府政策如何诱导和金融机构制度如何设置,这也是将来金融精准扶贫的工作重心。
注释:
①参阅黄俊毅“减贫六亿人 共圆中国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成就回顾”,中国经济网,https://www.ce.cn/xwzx/gnsz/gdxw/201410/16/t20141016_3718085.shtml.
②参阅“2015年民族地区农村贫困情况”,国家民委网站,经济发展司,https://jjfzs.seac.gov.cn/art/2016/11/20/art_9750_270521.html.
③所谓心理账户就是人群习惯把金钱、时间和精力等分成不同类别看待,这是由Tversky和Kahneman(1981)年在前景理论基础之上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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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英君教授简介:
黄英君,男,1979年9月生,金融学博士,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黄桷树金融工作室首席专家,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委员,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咨询专家(保险消费者教育后援专家,并曾参与《农业保险条例》制订并推动条例实施),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产业发展顾问,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优秀挂职干部,主持重庆市綦江区、渝北区等若干金融产业发展规划。主持国家级课题2项(其中重点项目1项)、省部级重大招标课题1项、省部级重点课题和一般课题5项、其他类课题10余项,参与和主研国家级课题多项。已在《管理世界》、《经济学动态》等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金融与保险》、《民商法学》等全文转载;出版独立专著《机制设计与发展创新——破解中国农业保险困局》(商务印书馆2011年8月版)等3部,合著1部;参编教材3部等。学术旨趣在金融风险管理(侧重于方法论视角)、金融市场与公司投融资(侧重于与实务的结合)、保险与社会保障(侧重于医养结合模式等)、扶贫问题研究(基于金融扶贫问题的延伸性研究,诸如教育扶贫等)等,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目前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资料和数据以及金融领域实践运作资源,曾主持或参与重庆市金融领域重要实践项目研究,并在相关领域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2015年,黄英君教授主导发起成立了黄桷树金融工作室,同步推出“黄桷树金融”微信公众号。2016年新年伊始,正式推出酝酿已久的“黄桷树金融Seminar”,采取定期和不定期形式进行,至少保证每个月2次的主题讨论(Topic);与此同时,拟推出每年一度的“黄桷树金融Forum”。黄桷树金融Seminar和Forum,主题均围绕金融经济发展的理论热点和实践发展展开,立足理论,服务实践,目前在金融圈儿有着较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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